幾年前在博士班的課堂，花了好幾小時介紹有關「中國衝擊」（China Shock）的實證研究。之所以以此為教材，除了是因為研究使用的計量方法值得學習，亦緣於這些研究實在太重要，學生非懂不可。最近在社交網絡的討論，這些研究再次成為主角，被稱為最近幾十年來對現實政策影響最深遠的經濟學研究。
是的，自從研究在十幾年前面世，就先後被4屆美國政府引用，作為一系列貿易和勞工政策的「科學支持」。
美4屆政府引用 為政策背書
先看奧巴馬政府。早在2015年，政府就曾引述幾位參與研究的經濟學者撰文支持《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學者團隊承認中國入口衝擊美國工人，但認為因擔心全球化而阻止協定是個錯誤，也無助於把製造業職位帶回美國。一年後研究再被引用，一位白宮經濟顧問認為，政府應從研究結果汲取教訓，幫助受衝擊的工人留在勞動市場。他隨後提出工資保險、培訓和援助受創社區等對策。
第一屆特朗普政府，則在2017年轉載一篇支持其貿易立場的報章社論，引用研究者的名字，指貿易變化「重創美國工人，在不足20年間造成超過200萬人遭解僱」，藉此支持重新談判貿易協定。不過，後來的《總統經濟報告》仍承認，國際貿易歷來整體上提高了美國的生產力、生活水平和經濟增長。
拜登政府的2022年報告同樣承認，國際貿易帶來可觀利益，只是某些社區承受的成本超過得益。到了2024年解釋對華關稅政策時，當時的白宮經濟顧問表示，「我們已汲取過去的教訓。美國不能再出現第二次『中國衝擊』」，同時指出第一次「衝擊」涉及接近100萬個製造業職位的損失，繼而主張以關稅保護電動車、電池等行業的投資和職位。
第二屆特朗普政府的說法更直接。去年美國貿易代表曾公開表示，「大家大多聽過『中國衝擊』，在我們愚蠢地容許中國加入世貿之後，它令美國失去了500萬個職位。」
今年的《總統經濟報告》，繼續批評外國不公平、以鄰為壑的貿易和產業政策，並指出：「數十年來，這些做法造成美國龐大的貿易逆差，擾亂美國工人的生計，並令供應鏈及關鍵產業出現危及國家安全的脆弱環節。」句末所列的學術根據，也是當年的「中國衝擊」研究。
同一研究，從奧巴馬到現在的特朗普，政府引用研究的重心，由協助工人適應貿易衝擊，逐漸移向以關稅保護本土產業，保護主義色彩愈見明顯。
在2013年刊登、「中國衝擊」研究主要的一篇論文，比較了1990年至2007年間美國不同地區的勞動市場。有些地方集中生產家具、紡織品等面對中國競爭的產品，有些地方受影響較小。作者按各地原有的產業分布，量度入口競爭，再比較就業、工資、政府援助等變化。研究發現，受衝擊較大的地方，就業和工資長期受壓，更多人退出勞動市場，福利支出增加。工人未有順利轉行，亦未有大量搬到機會較多的地方，影響可以延續10年以上。
後來的研究延伸，計入行業之間的供求關係和地方經濟的連帶影響，估算1999年至2011年間，與中國入口競爭沒有進一步增加的假想情況相比，美國少了約200萬個職位（剛才提及的500萬職位，並非研究的估計，而是把製造業職位的整體減少都一併算到中國頭上）。
過分解讀 淪關稅戰宣傳工具
職位的數目，當然不足判斷美國整體上是賺是蝕。中國貨價格下降，能提高消費者的購買力，亦能降低企業的零件和設備成本；與此同時，有工人長期被迫失業，令政府增加福利支出而融資之餘，也帶來其他社會問題。研究沒有算出中美貿易為美國帶來的好處是否大於損失，同時提醒部分工人因貿易失去工作，並不代表貿易令美國整體上受損。
從工人受損，推到中國貿易不公平，再推到增加關稅對美國有利，這些「跳躍」也不會在研究中找到。
政策和研究，同樣都有意料之外的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弔詭的，是「中國衝擊」一系列研究之所以在行內受重視，是因為其計量方法使用巧妙，利用美國不同地區的差異，乾淨利落地推算出中國入口不同程度的影響。正因為這個實證方法，研究的結論應用範圍有限，不足以判斷全國的影響得失。奈何，這些同行重視的微小差異，在傳媒和政客眼中只是妨礙流量和宣傳效果的支節。有意無意之間，「某些工人長期受損」被說成「貿易令美國受損」，研究就莫名其妙地被用來為研究以外的政策主張背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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