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EJ - 李祿訪談五之五

李祿上月初在美國西雅圖接受了芒格書院部分會員的提問，問題涉及中國如何推動內需與充分利用現代金融市場、貿易戰的影響與世界秩序的轉移、中國的戰略選擇、中國的科技創新浪潮與AI對國際關係的影響等。本報分五天連載這次答問的內容，以饗讀者，今天為「李祿訪談五之五」，主要談論創新井噴的時代，以及AI發展讓國家間的合作變得更重要。

 

問：今年以來，在人工智能領域，中國出現了一批走在世界前沿的科技創新企業和人才，這個現象會持續下去嗎？

 

李祿：談到科技發展，我發現不同的經濟體在高速發展的時候都會出現一個創新密集性爆發的階段。這個階段通常發生在經濟體已經持續高速發展了相當一段時間，然後就出現了一代際的人。在這代人的有生之涯中，生活水平不僅實際愈來愈好，期望也愈來愈好，他們沒有了生存的基本壓力，但明顯還有更高的追求。這時就會出現密集的創新，並連續幾代人有所成就。

 

沒生存壓力造就創新井噴

 

真實的生活就是半瓶水。當生存壓力大的時候，看未來時你只會看到空的一半；當你沒有生存壓力但也還沒有特別富足的時候，就會全方位地看，既看到回報，也看到風險，繼續拉關係找生意，同時很享受生活。而沒有生存的壓力，對未來充滿希望時，生活會變得更好就成了一個自然的假設。但是富足的時間並不長，奮鬥的習慣仍然在，這時人其實就處在一個很獨特的心理階段，會出現密集的創造力爆發。

 

 

 

所有的發達國家都出現過這樣的井噴時代，所有重要的發明創造、新的公司都會密集出現。1776年，以瓦特發明的蒸汽機為標誌開啟了工業革命；英國又過了幾十年，在1820年至1830年和1850年至1860年出現了幾波密集的創新。德國在1871年統一之後20年、即1890年到1910年前後出現了空前的科學、技術、工業的密集創新階段。

 

美國的一次是在內戰之後20年的1880年至1910年，一次是在二戰後的1940年至1960年，兩次出現連續二三十年的輪番創新，湧現出一大批敢想敢幹的人。美國的特殊之處在於，除了本土人才外，還吸引了大量別的國家的人才一波一波地到來。一波中一般到第二代，會開始出現創新的井噴。它跟別的國家還真是不太一樣。

 

其實，到今天仍是如此，如互聯網、雲計算、AI等方面的創新仍在進行。中國有可能也已經開始步入這樣一個時期。工業革命的基礎已經有了，基礎設施也很完整，新一代受到完好教育，又是不為基本生存壓力所迫的年輕人。這群人基本集中在20歲到40歲之間，30歲上下。在他們的一生中，每年的生活都比以前更好一點，沒怎麼經受挫折。他們對世界更了解，對未來更有信心，希望用不同的方式生活、創造、思考。

 

中國一代一代的人在往這個方向走，這一輪的改革紅利，表面上是制度引起的，更內核的其實是時代的變化。背後還是人性，還是人的變化。

 

每一代人中都會有優秀的企業家，任正非時代出了獨特的任正非，王傳福時代也有一批了不起的創業家。當再到下幾代時，你會發現創新愈來愈密集，而且沒那麼苦哈哈的了。你會發現天公在不拘一格降人才，能看到很多運氣，看到許多事情變得更容易，而且互相之間會產生影響。

 

三重力量推動AI單向發展

 

這個時候如果把國內的消費打開，把最窄的管道打通，可能都不需要灌什麼水，水流就嘩嘩開始噴湧了。一切的前提是要把環境放鬆，把最窄的地方打通，讓水流動，自然會形成奔湧之勢。

 

問：你怎麼看AI發展對國際關係的影響？

 

李祿：AI發展面臨的根本挑戰源自三股推動力的共同作用。第一是市場經濟本身的競爭規律，任何能替代人類工作的技術都會自然進入競爭序列，這種規律持續推動技術向前發展。第二是國際競爭的現實壓力，軍事技術優勢和經濟競爭需求，促使各國將AI視為戰略必爭領域，形成國家層面的發展推力。第三是人對於知識本身的永久性好奇，對知識探索的本能追求，構成了突破技術邊界的精神驅動。

 

這三重力量交織，使得AI發展呈現出單一方向──無論最終能否實現通用人工智能（AGI）或超級人工智能（ASI），技術演進始終朝着接近、超越人類智慧的方向推進。這一方向非常令人激動，會大大推動生產力，同時可能對就業、工作、資訊傳播方式、教育方式等等造成短期難以消化的衝擊波，挑戰各國的社會組織方式及國際間的關係。

 

更重要的是，當技術接近AGI/ASI臨界點時，其影響將發生本質改變。此時的衝擊不再局限於商業競爭或國際博弈，而是直接威脅人類作為獨立智慧體的存在基礎。這種根本性轉變將創造歷史性轉捩點，迫使全人類共同面對技術帶來的生存挑戰。

 

需要說明的是，當前技術未達到這階段，也無人能確切預測能否達到，有多大可能性。但三重動力──經濟競爭收益、地緣政治壓力、好奇心驅動──已使技術演進形成不可逆轉的慣性。

 

AI風險需強國合作應對

 

這種挑戰出現的時候，這樣一個彷彿外星人到來的挑戰時刻就會出現，突然之間人們就發現新的智能已經開始全方位挑戰人在地球上作為主宰動物的地位，所有人都會清醒過來。這個時候國家之間、民族之間、文化之間、歷史之間、貧富之間所有的區別，都變得不是那麼重要。當遠超人類能力的外星人突然到來的時候，所有的應對都是一樣的，就是我們該怎麼生存下去。人類的國家、種族、地緣、宗教都不再重要，這時政府仍然是組織人類反應的最重要的基本結構，而且大國政府之間的合作就變成是唯一的選擇。

 

所以，當人們不斷地往前走，又發現停不住也阻擋不了的時候，在某些時刻合作的意願會愈發強烈。今天各國仍然在 AI 研究應用上大規模投入發展，但是應對上述風險，無論是經濟、社會強烈衝擊波造成的風險，還是更根本性的AI由工具轉向靈性物種帶來的人類生存風險，都需要各國，尤其是美中這樣的AI大國緊密合作，共同應對。

 

面對如此強大且快速反覆運算的技術，中美之間的合作也日益變成一種生存狀態，而不再是一種選擇。（五之五）